史实总是要在拨开时空的迷雾后才能现出本相。当事人的回忆未必就是最后的真实。
贾植芳先生的《狱中记》（已编入他的《狱里狱外》一书）中，有《狱友邵洵美》一节，其中记下了邵洵美在狱中和他谈的一段话：“贾兄，你比我年轻，身体又好，总有一日会出去的。我有两件事，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，替我说几句话，那我就死而瞑目了。第一件，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，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，负责接待工作，萧伯纳不吃荤，所以，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，在‘功德林’摆一桌素菜，用了四十六块银元，由我自己出钱付出。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、宋庆龄、鲁迅、杨杏佛，还有我和林语堂。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，却都没有我的名字，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希望你能在文章中为我声明一下，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。还有一件，我的文章，是写得不好，但实实在在是我自己写的，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‘捐班’，是花钱雇人代写的，这真是天大的误会。我敬佩鲁迅先生，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！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……”张芙鸣先生读了这段话，引发出一篇文章《诗人邵洵美的命运》，发表在1999年1月20日的《中华读书报·文史天地》专刊上。但邵洵美先生的这段话，全部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先说第一件萧伯纳来上海的事。这事也涉及到鲁迅。萧伯纳是英国著名作家，他的作品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人士的伪善和罪恶。他写的剧本《华伦夫人之职业》等等，我国从二十年代起就有中译本。他是“费边主义”者，宣称信奉社会主义，其实是改良主义。他到过苏联，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正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，而苏联却“五年计划”成功，他回国后就说了苏联的不少好话。有人问他：“苏联难道就没有坏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只看见好的地方，没有去找坏处！这也是实话。”他赞成印度独立，反对日本侵华。这次他是周游世界，是由香港到上海的。他到上海前，一些小报和某些大报已在说：他是来“赤化宣传”的；要不是宋庆龄出面接待他，国民党政府很可能不让他上岸。1933年2月17日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（今延安路外滩码头），再乘轮船到吴淞口去迎接，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。鲁迅是在宋庆龄家里见到萧伯纳的。鲁迅在《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中说，他事先从内山完造那里知道萧伯纳某天到上海的消息。17日那天，“到了午后，得到蔡先生的信，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，教我赶紧去”。这是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。鲁迅在文章中继续写道：“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。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，就坐在圆桌的上首，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。”“午餐像是吃了一半了。是素菜，又简单。白俄的新闻上，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，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。”“午餐一完，照了一三张相。并排一站，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。”从鲁迅所说来看，饭是在宋庆龄家里吃的，不是在“功德林素菜馆”吃的。会不会在功德林包一桌菜，驱车送到宋庆龄家里呢？也不会。功德林在南京路黄河路（国际饭店附近），驱车送到香山路宋庆龄住宅（即今孙中山故居），路很远，当时天冷，菜不会凉了？会不会在功德林包一桌菜，该馆派厨子、侍者去宋家烧呢？也不会。“是素菜，又简单”不像是功德林派人去烧的；而且厨子而又搬菜，也不像著名饭馆的派头，那一定就是宋宅原有的那个厨子。而且，请想一想：宋庆龄出面招待萧伯纳，会要邵洵美出钱“摆一桌”吗？即使邵洵美有这样的愿望，宋庆龄会接受吗？本文前面特地介绍宋庆龄由杨杏佛、秘书陪同，到外滩码头，再乘船去吴淞口迎接，说明宋庆龄对此事是何等的重视，她是作为一件有国际影响的外事活动来对待的。读者了解这些情况，也就便于理解这餐饭绝无可能是邵洵美掏腰包的。按鲁迅文章的记载，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人，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。这7人还有哪些人呢？请看这天的《鲁迅日记》所记：“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，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，同席为萧伯纳、伊、斯沫特列女士、杨杏佛、林语堂、蔡先生、孙夫人，共七人。饭毕照相二枚。同萧、蔡、林、杨往笔社，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。给介木村毅君于萧。傍晚归。”日记中的“伊”，是指美国记者哈罗德·伊萨克斯，他的中文名叫伊罗生；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，是美国著名女记者；木村毅是日本《改造》月刊记者，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，要鲁迅带他见萧伯纳，参加采访。从鲁迅日记可见，吃饭的人共8人，其中没有邵洵美。退一万步说，要真是邵洵美掏腰包“摆了一桌”，岂有不让作东者入席之理？据鲁迅日记所载，入席者还拍了照。这张照后来印的地方很多，十六卷本《鲁迅全集》第5卷中有，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，也是7人，没有邵洵美。要是邵洵美真如他自己所说的入席的，岂有照相时把他撇在一边之理。鲁迅日记所记，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，鲁迅“傍晚归”，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，要吃晚饭的话，也便在宋宅吃规模更小的便饭了。
鲁迅日记所记吃饭的人连他在内共8名，除萧伯纳外，包括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内，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。鲁迅刚到餐桌时是7人，所缺1人估计是杨杏佛；拍照时，照片上是7人，所缺1人也是杨杏佛。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，相当于现在通行的秘书长，他里里外外最忙，吃饭时一忽儿跑开了，拍照时他可能又去张罗什么事了。这样说来，这次接待萧伯纳，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重要活动。邵洵美不是该同盟的会员，当然不会参加核心活动，更不会由他来“摆了一桌”。
萧伯纳来上海时，邵洵美也有参加的活动。鲁迅的文章中记道：“两点光景，笔会（PenClub）有欢迎。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，原来是在叫作‘世界学院’的大洋房里。走到楼上，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，民族主义文学家，交际明星，伶界大王等等，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。”文中的摩托车是指汽车，日本人早年称汽车为摩托车，鲁迅也常有这样的叫法。这笔会召开的欢迎会上，鲁迅的文章继续记道，有“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”：“由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，是泥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，收在一个盒子里。还有一种，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，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，所以没有见。”邵洵美送脸谱的事，当时在场的张若谷所写的《五十分钟和伯纳萧在一起》中也记到：“轮到送纪念礼物的时候了。笔会的同人，派希腊鼻子的邵洵美做代表，捧了一只大的玻璃框子，里面装了十几个北平土产的泥制优伶脸谱，红面孔的关云长，白面孔的曹操，长胡子的老生，扎包头的花旦，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。”（见1933年2月18日《大晚报》）由于事先约好萧伯纳还要在宋宅接见记者，故而鲁迅文章又说，“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”。这就是鲁迅日记所说“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”。回到宋宅，鲁迅的文章继续写道，“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，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。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，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，英国的一人，白俄一人，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。”这记者招待会“在后园的草地上”举行。记者们纷纷提各色各样的问题，像翻检《大英百科全书》似的，但总共时间不过三十分钟左右。我查了一些当时报刊的记载，好像邵洵美连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参加。
邵洵美是在狱中与贾植芳谈“功德林”这件事的。一个人到了晚年锒铛入狱，出牢无期，人生茫茫，已无必要编些故事使自己脸上有光。很可能，邵洵美代表笔会送的脸谱和戏装，是他掏自己的腰包的，所以“四十六块银元”这样具体的数目还记着。当时的报刊上，像鲁迅的文章和张若谷的文章都写到他代表笔会送脸谱的事，但都没有提及是他自掏腰包，恐怕实在是鲁、张都不知道这个“内幕”。张若谷是他的朋友，张要是知道这个“内幕”，一定会绕着笔头把它捅出来的。邵洵美何必对此耿耿于怀呢？同时，在那个年头，邵洵美在大酒家请人吃饭，包括功德林素餐馆在内，可说是常有的事。虽然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等人因并无密切的关系决不会出席他的召宴，但一些文坛上的友好是会去的。二十多年后，他在囹圄中回忆往事，就把向萧伯纳送礼和功德林吃饭，像电影中的叠影那样叠在一起了，因而就有了他与贾先生所谈的那段阴差阳错的话，而且“耿耿于怀”也移花接木在宋、蔡、鲁等人头上了。当然“叠影”云云全是我的推测，如果这样的推测不能成立，那更难理解邵洵美的这段谈话了。由于有他这么一段阴差阳错的谈话，张芙鸣就有了这么几句议论：“在现代文坛中，邵洵美当然不是那‘丧家的’‘资本家的乏走狗’，可无论怎么做，又不是‘中国脊梁们’的同路人。谁都看得出，记者们‘忘记’登载邵洵美的名字，并非疏忽，而是不情愿把这样一位资本家的纨绔子弟同那些伟人、名人们列在一起。为了声誉，他们可以忘却事实。”在这里，宋、蔡、鲁等人受到了一次讽刺，而那些记者们更吃了一记人格上的耳光。可见，如果不把事情弄清楚，一个似乎是仗义执言的人，也会把冤枉强加到无辜者的头上去，不管他们是“脊梁”还不是“脊梁”！
邵洵美拜托贾先生有机会予以澄清的第二件事，是鲁迅说他提刀代笔的事。鲁迅和邵洵美有过纠葛，理清这场纠葛，“捉刀”云云也就真相大白了。这中间可能还要涉及现健在的年近百岁的老人章克标先生。邵洵美确也曾做过一些好事，不应抹煞。本文已有三千五百字，这在报纸上已是长文了。不能再过于冗长的写下去。我已另写一篇《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》，将在下期《文史天地》上发表。那篇文章可能比本文还要精彩。那就请看下回分解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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